鐵腕“治超”“黑名單”式懲戒
2月底，國家發改委、交通運輸部、中國人民銀行等36個部門聯合簽署了《關于對嚴重違法失信超限超載運輸車輛相關責任主體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據悉，《備忘錄》運用信用手段加大對嚴重違法失信超限超載運輸行為的聯合懲戒，是落實國務院聯合“治超”工作的一項重要部署，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聯合“治超”成果，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其實，2016年就已經相繼發布了關于“治超”的系列政策，其中《汽車、掛車及汽車列車外廓尺寸、軸荷及質量限值》——即“GB1589”的出臺便引起整個行業一陣騷動，更有人因此而表示貨運市場將進入全盤“洗牌”階段。
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在同年底，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表示，建議加快研究推進將貨車嚴重超限超載違法運輸行為列入危險駕駛罪的范疇，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提高違法成本，形成強大震懾力，從而遏制嚴重違法違規超限超載的行為，提高道路交通運輸水平。如今，又推出36個部門聯合“治超”，進一步加強失信懲戒的力度。
不難看出，政府對車輛違法超限超載的懲戒力度在不斷加大：從以前標準不一的松散管理轉向逐漸統一標準式的集中治理；從專注路面“治超”的處罰式管理轉向加大源頭懲戒式治理；從以前多部門“聯而不合”的管理方式轉為如今構建聯合懲戒機制的治理原則。無疑，政府各機構組織對違法超限超載采取了鐵腕手段。
針對如今加大失信成本的制度設計，交通運輸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舒馳從3個方面進行了解讀：
第一，這符合國務院對失信聯合懲戒對象的明確要求，嚴重超限超載運輸行為危害嚴重，也嚴重破壞運輸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第二，《備忘錄》具備失信聯合懲戒跨部門、跨行業“協同聯動”的顯著特點，對于超限超載運輸的治理涉及多個部門，開展聯合懲戒有利于發動各地、各部門的力量，形成強大震懾力，建立起自覺守信的倒逼機制；
第三，這也是落實當前聯合“治超”工作的一項重要部署。
此外，對超限超載失信行為的懲戒，記者從交通運輸部了解到，不僅對失信當事人的市場準入、行政許可進行限制或禁止，還將加強對失信當事人的日常監管，限制融資和消費，并限制失信當事人享受優惠政策、評優表彰和相關任職。
顯然，覆蓋全社會的信用獎懲大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的聯動效應加速放大、成效顯著，已經逐漸形成“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新局面。這種“黑名單”式的懲戒，既對企業的行為進行規制，也促使得整個行業更加規范化。
無疑，此番36個部門對嚴重違法失信超限超載運輸車輛相關責任主體進行聯合懲戒，勢必又將使貨運市場為之一振。當然，對物流業影響更是深遠。可以想象，一旦物流企業不小心進入失信“黑名單”，企業就會戴上鐐銬，失去更多承運商機。這就要求物流企業要規范自身，提高對失信行為的認知。
凈化市場降低成本
物流業作為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市場需求巨大，發展空間廣闊。面對如此鐵腕治理，很多物流企業抱怨成本大幅上漲，這或許就是源于長期以來對標準和規范的疏忽。
正如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副研究員孫兆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言，通過違法超限超載來獲得利潤的企業是不具備競爭力的。思路決定出路，行業在逐漸實現標準化的過程中，從長遠來看，如果這些企業不思考如何進行模式創新、服務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等，極有可能被市場淘汰，這其實是一種倒逼機制。
物流成本上升以后，作為運輸企業，一方面要通過運價的合理調整來彌補成本上升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運輸市場競爭激烈，運價調整相對時間上比較滯后，就會倒逼企業通過提高運輸效率、轉變運營模式、加大技術裝備投入等因素來降低物流成本。
的確，如今物流業已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由于主體眾多、經營分散，不規范的惡性競爭此消彼長，貨運車輛超限超載、非法改裝等現象也屢禁不止，更重要的是誠信體系的缺失使得失信成本過低。如今，實施聯合懲戒，增加了違法主體的違法成本，有利于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
對此，記者采訪了上海知行智融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符振東，他表示確實應該加大“治超”力度。雖然國內已“治超”多年，但由于種種原因均未取得良好成效，超限超載成為運輸和物流的頑疾，存在交通隱患并易引發不公平競爭等。如果這次能將失信懲戒執行到位，或將有利于運輸市場長期地有序發展。
那么，此番36個部門對嚴重違法失信相關責任主體進行聯合懲戒，從長遠角度來看，此《備忘錄》的簽署又將給貨運市場帶來哪些影響呢？交通部運輸服務司司長徐亞華表示，自2016年9月份“治超”實施以來，與2017年1月相比，運價雖有所上升，但需從長遠來看“治超”。
如此鐵腕“治超”，實施聯合懲戒，徐亞華直言，一是有利于凈化貨運物流市場秩序，使相應的責任主體受到處罰，增加了違法主體的違法成本，從而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二是有利于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遏制車輛的非法改裝行為，促進先進物流模式和物流裝備的推廣應用，強化物流各環節、各要素的銜接匹配，以此支撐物流行業的提質增效；三是有利于提升道路運輸安全生產水平，對相關的責任主體實施聯合懲戒能夠有效打擊貨運經營者的超限超載和非法改裝行為，進一步強化運輸企業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保障道路運輸安全。
針對多部門聯合，利用信用成本來“治超”，中國快遞物流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則有另一種理解。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經濟利益驅動，違法成本較低，而且個人的守法意識和誠信意識還不強，更重要的是社會誠信體系不完善，加上目前貨車非法改裝、超限超載等現象嚴重，想要通過加大失信成本力度，在短時間內達到“治超”的效果，還存在一定難度。
而且“治超”是一個長期過程，要治本就不能停留在以罰代管、治理意見短期化的狀態，需要真正解決物流企業面臨的運營成本高及目前市場集中度不高等問題。企業通過超載的方式來降低物流成本除了擾亂市場競爭，還讓某些標準的大型企業無法發展壯大。
徐勇認為，不以提高市場集中度為目的來談“治超”鮮有成效，提高市場集中度對于物流行業至關重要，可以通過4種方式來實現：一是要提高物流企業準入門檻，結束一輛貨車就可以成立一個物流公司的現象；二是為避免惡性競爭對大型標準化企業的傷害，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進行有利的扶持，如在稅收方面可以給予一定的優惠；三是政府、企業、協會等各方應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杜絕散小企業擾亂市場秩序，同時大型物流企業或可加大兼并重組的力度；四是通過行業協會制定相應公約，約束物流企業的惡意競爭行為，如向產業的上下游進行延伸約束，即向上控制貨源，向下控制成本。
市場運價回歸理性
眾所周知，交通運輸在國民經濟中有基礎性、先導性和戰略性作用，且有力促進了我國制造業及物流業的國際化、現代化，持續保障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總之，不論是從道路安全及減少路網損毀的初衷，還是從規范公路運輸價格的理性回歸，治理公路運輸超限都勢在必行。
正如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高級工程師李彥林所言：“從長遠看，公路運輸一定會回歸到合理噸位、合理價位、合理定位上來，要通過公路運價的回歸把目前公路超載運輸帶來的路網損毀、安全事故、低速行駛等負面影響成本內部化，鼓勵企業自覺運用鐵路、水運等方式，這是世界發達國家的普遍歷程，也是我國交通發展的必經之路。”
隨著“治超”力度的不斷加大，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在2017年兩會上提案，建議相關部門在兼顧安全與效率的前提下，對車輛的超限認定標準進行適當修訂，既能適當緩解廣大運輸企業和卡車司機的生存壓力，也能降低整體物流成本。
有業內人士表示，如此“治超”方式一定會使運價被持續推高。針對這一現象，記者采訪了瑞真實業董事長姜軍，他就近兩年中國汽車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汽車物流成本高不僅僅是人員方面，還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如去年“GB1589”的出臺，對零部件物流的影響沖擊很大。
去年9月至年底，所有主機廠對轎運車的承運商進行了補貼，但對汽車物流零部件，并沒有。他還表示隨著政策實施，整個中國物流零擔市場受到很大沖擊，它的成本已漲了15%～20%。在今年更加嚴格的情況下，只希望通過新技術來代替、填補劣勢，這才是生存的王道。
面臨運價被推高的現狀，符振東直言，國際物流績效高的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通過鐵腕手段治理超載來降低物流成本的很少。雖然短期內公路運價會有一定上升的空間，物流成本存在一定上漲的壓力，但可以通過科技手段和現代管理方法來抵消，如通過信息化降低貨車空駛率、推行甩掛運輸、鼓勵多式聯運、精益運營管理、優化庫存布局等。
在如此大力度的“治超”背景下，關于我國物流市場的發展趨勢，符振東認為，公平競爭環境和減少政府不必要管制的貨運市場，將更有利于貨運企業做強做大和創新，公路、鐵路及海運的多式聯運比例將逐步提升，無車承運人和大車隊將誕生大公司。
徐勇則表示，未來的物流業發展一定是市場競爭細分化、服務產品個性化、競爭環境公平化的，物流企業要做大做強，就要從細分市場等方面尋求差異化的業務增長點，而不是一味地打價格戰。同時，還需要企業提供更多增值性的個性服務，再逐漸演變成標準化，進而尋找新的“藍海”市場。因為，標準化是企業未來的競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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